17年之后，新冠病毒到来之际，我们才切实明白2003年非典所留下的那些教导是何等宝贵。这两场疫情，似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社会的进步之处与缺失所在。
疫情起点的时间差
2002年12月，广东佛山出现了首个非典患者，那时网络并不发达，消息传播得十分缓慢，普通民众直到2003年春天才察觉到危险降临，我在腊月三十看到那份内部通报时，手都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然而普通市民依旧在采购年货。
新冠呈现出全然不一样的态势，2019年末武汉出现病例之后，信息借助社交媒体瞬时传播至全国范围，1月23日武汉实施封城之际，全国民众近乎同一时刻知悉事态的严峻程度，这样一种信息传播速度的改变，恰恰映照出17年期间中国互联网的飞速发展。
初期应对的相似困境
在两场疫情开始的初期阶段，医疗系统均遭遇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困扰，非典时期，上级传达的信息往往是“情况处于可控状态，无需感到恐慌”，然而一线医生所看到的却是数量持续增加的危重病人，我于佛山那次通报之中读到“部分人被感染”，心里清楚这一数字必定是被低估了的。
在新冠刚开始出现的那个阶段也是像这样的情况。在2019年12月的最后几天，武汉的医生在微信的群组里发出提醒说“非典这种情况又再度出现了”，结果就被相关部门找去谈话了，这样令人回想起来在2003年年初的时候我们这一代从事医务工作的人员所遭遇的那种无可奈何的状况。把这两个不同时期的情况放在一起相互比较，能够明显地看出来信息公开透明方面取得的进步，然而在刚开始应对时那种使人感到慌乱的感觉却是极其相似的。
防护物资的短缺记忆
在非典处于高峰期的那个阶段，我们医院专门设置了隔离病房，其中N95口罩的配备有着严格规定，必须要进行登记才能够领用，而且每一位护士使用时，都得间隔4小时才进行更换。那时，我让后勤部门采用彩色布料制作而出几十套隔离服，虽说这些隔离服并不具备专业水准，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士气，并且还能够相应地延长医用防护服的使用期限。
在2020年年初的时候，武汉的各大医院于社交平台把防护物资紧急进行求助，不一样的地方是，这次全国所有人民都看到了，民间救援力量很快就行动起来开展相关事宜，物流公司开通可迅速通行的便利通道，海外华人通过包机来运送物资，这样一种全民都参与进去的场景在2003年彻底是没办法想象的。
医护人员的坚守付出
2003年4月，我们的监管场所实施封闭管理，医院的女员工进入隔离区居住，有个年轻护士，其女儿年仅3岁，每晚视频时孩子哭着找寻妈妈，她挂断电话后继续值夜班，这种职业精神在17年后再度闪耀。
2020年，全国有4.2万名医护人员奔赴湖北进行支援，我于新闻之中瞧见90后护士剪掉头发、脸上留有深深印痕的场景，瞬间忆起当年那些擦干泪水后继续投入工作的同事，两代医务工作者，面对相同的威胁，做出了一样的选择。
科技手段的迭代升级
非典那段时期，流行病学展开调查完全依靠手工去填表，以及通过电话进行追踪。我清楚地记得，那时记录一个确诊病例的行动轨迹，要去翻看纸质的笔记本，还得打电话去核实，往往单单一个病例就得排查几十个人，耗费时间达到两三天之久！
新冠疫情期间，健康码，行程码，大数据追踪让流调效率得到大幅提升，确诊病例去过哪里，接触过何人，在几小时之内就能被精准锁定，这种科技赋能疫情防控的能力，在2003年完全是科幻片里才有的场景。
公共卫生体系的进步
非典过后，中国构建了传染病直报体系，各地疾控中心得以强化，效果明显，2009年甲流来袭时，该系统发挥了功效，2013年H7N9禽流感出现之际，此系统同样发挥了作用，我所在的医院每年都会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演练，这些前期准备在2020年发挥了作用。
新冠暴露出新有的问题：早期之时的预警机制依旧是需要作出完善的，处于基层领域的防控能力是需要予以加强的。然而不可进行否认的是，相比较于2003年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拥有的公共卫生体系已然有着的是质的飞跃。两场疫情共同证明出这样一点，只有是持续不断地进行投入、持续不间断地作出改进，才能够用以应对那些未知的病毒所带来的挑战。
将2003年非典所教会我们的，面对未知之时所需的勇气，2020年新冠所告知我们的，科技能够对防控方式予以改变。要是2035年再有新病毒前来袭击，你认为人类能够在一周之内把疫苗研发完成吗？欢迎于评论区去分享你的种种看法，点赞并转发从而让更多人参与到讨论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