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之前，孔子前去探望身患重病的弟子伯牛，然而却伫立在窗户外面握住弟子紧攥的手发出叹息。这般情景引发了一个历经冗长岁月仍未解开的谜题：孔子究竟缘何没有进入屋内呢？是伯牛出于对老师的敬重而被家人抬至南窗之下，孔子鉴于礼法规定而不愿面向北方从而站立在窗外吗？又或者是伯牛主动将自身进行隔离，不让老师进入屋内呢？从现代之人的角度予以审视，后面一种解释明显更为合乎情理，这表明早在春秋时期，人们或许已然具备了隔离病患的意识。可是全面审视中国历史，隔离观念的广泛流行以及切实贯彻，却经历了一条漫长且充满波折的道路。
瘟疫面前的恐惧与驱逐
12世纪时，金朝统治区域内的山东出现瘟疫，民众“十死八九”，侥幸存活的人为求生存，居然“举室弃之而去”，将整个患病的家人舍弃不顾。清朝时，对天花的惧怕达到极致。顺治帝发布命令，凡是出痘的百姓，必须强制迁移至距离京城四十里外的地方，全然不顾他们的生死。顺治亲自检查身边的太监宫女，只要面容光鲜、可能未曾出过痘的，一概赶走。这种驱逐式的“隔离”，本质旨在保护健康之人，而非救治患病者。
帝王的自私与隔离的双标
乾隆皇帝称得上算是雄才大略之人，然而面对天花却同样表现得小心翼翼，他喜好于承德避暑山庄去接见蒙古王公，其中一个关键缘由则是此地距离蒙古较近，并且山庄自身就是一个规模巨大的隔离区域，他甚至于下达旨意，那些无法确切判定自己是否出过天花的王公，千万不要前来承德，若想见他就只能远远地伫立在围场边缘瞧一瞧，这般隔离，纯粹是单方面的、自私自利的，仅仅考虑皇帝自身的安全，丝毫不去顾及蒙古王公不远千里来临所饱含的忠心与辛劳，和如今相互予以保护、共同抗击疫情的隔离理念相差甚远。
宋朝官办隔离的温情实践
相较于清朝那种冷漠的驱逐情形，宋朝在瘟疫隔离方面呈现出了极为难得的人道主义光辉。自北宋后期起始，各地州府普遍设立了“居养院”以及“贫济坊”。这些机构平常收养流浪汉、孤寡老人还有弃婴，一旦瘟疫爆发，便迅速转变为临时隔离医院，把感染者集中起来，由官府给予基本的照料以及救治措施。这是国家动用行政力量，实行隔离与救助相结合的有益尝试，尽管受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不过至少体现了对病患“不抛弃、不放弃”的文明态度。
儒家孝道与隔离观念的冲突
然而，宋朝所采取的做法，未曾成为后世的主流，其根源在于，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儒家推崇孝道至极，若是父母染病，要是子女胆敢把他们隔离起来，那便是大逆不道，会遭受全社会的唾弃。相反，诸如“割股疗亲”这般愚昧的行为，却被奉为典范。在这样的氛围当中，疫情若是越严重，就越容易出现一家人抱团感染的情况，甚至会因“孝道”而加速传播，从而酿成悲剧。这种伦理观念，成为了科学隔离措施进入中国社会最大的无形阻碍。
清末民初的科学启蒙与挣扎
直至清末民初，因西方医学传入，科学的隔离观念方才于少数知识分子里开始萌生。有一位旅居香港的法国医生曾苛刻地指责中国人“不晓得隔离的必需”，话语虽刺耳，然而却点明了关键之处。1928年，北京猩红热盛行，有一位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家长只得向当局写信，详尽地讲解白喉、猩红热的潜伏期，恳请学校不但要隔离患病儿童，就连他们无症状的兄弟姐妹也理应禁止进入学校。这表明，当时就连最基础的防疫常识都得向政府部门去普及。
民国防疫的进步与形式主义
1932年，北平市卫生局最终有了行动举措，启用了天坛传染病院旧址，还登报发布公告，要求猩红热患者“随时送去医院进行医疗”。这相较于古代的单纯驱逐，无疑属于极大的进步。然而与此同时，蒋介石所推行的“新生活运动”却遭遇了尴尬的“形式主义”现象：理发店员工被要求佩戴口罩，十有八九都把口罩戴在下巴位置，既应对了检查，又不耽搁自己抽烟聊天。这种“聪明”的敷衍行为，折射出科学防疫观念深入民间是何等困难。
回想起这段历史，先是有关于孔子隔窗握手的那种猜测，接着到民国时期出现口罩戴在下巴上的那般无奈，我们能够看到，对于瘟疫的科学认知以及有效隔离，它不单单只是医学方面的问题，更是文化、制度以及国民素质这几方面综合起来的一种考验。古人在面对瘟疫的时候所产生的恐惧、自私以及伦理方面的挣扎，我们或多或少还是能够感同身受的。
近年间公共卫生事件里，你有没有经历过或者听闻过，身边有人由于种种“人情世故”，而排斥或者拒绝去执行科学隔离措施这种情形呢？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所见到的和思考的，点个赞以便让更多人看到这段历史，还把文章分享给朋友，一块儿聊聊我们跟瘟疫的漫长斗争历程。
